今年上半年，新加坡生物制药业（Biopharmaceutical）传出了不少坏消息。
美国药厂默沙东（MSD）和德国药厂BioNTech先后传出关闭新加坡生产线和工厂并裁员的消息、生物制药业产值今年也连续两季出现同比双位数下跌。
多年来，生物制药业一直是新加坡生物医学制造业（Biomedical Sciences）的两大领域之一，与医疗技术制造业（MedTech）双雄并立，共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1.9%。
迄今，新加坡已有超60家生物制药厂，全球十大生物制药公司中，有八个已在新加坡设有一流生产设施或研发活动。行业去年岗位达9300个，产值超150亿元，人均增值远高于整体制造业。
然而，最近的一系列消息，是否对新加坡生物制药业敲响了警钟？罪魁祸首是否是美国对特定行业的关税政策？
对此，华侨银行首席经济师林秀心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分析说，美国关税威胁确实对这个领域构成中期风险，但不太可能是影响当前表现的原因。
贝恩公司（Bain）新加坡合伙人拉莫拉（Fabio La Mola）也表示，新加坡生物制药业产值近期下降，难以直接归因于美国关税或政策变化。
拉莫拉指出，来自美国贸易或工业政策的任何影响都不会马上立竿见影。一些关税在美国法院仍有争议，各大生物制药公司都在等结果，还不会采取重大措施重新配置供应链。
林秀心和拉莫拉都认为，鉴定生物制药业企业是否继续驻扎新加坡的主要指标是：盈利能力。
林秀心说：“在新加坡运营的大型制药公司多是跨国公司和合同制造商。全球制药行业利润丰厚，毛利率可达高双位数……本地企业如果从事合同生产活动，通常是量产型业务，利润率会较低，但仍在13%至19%的良好范围。”
拉莫拉也表示，新加坡各细分领域制药企业很多都实现盈利，与全球行业标准相当。“盈利能力通常取决于知识产权、产品差异化、卓越的生产制造能力和全球市场准入。”
他指出，制药业本身就是具有波动性的产业，这是因为产量相对较少的高价值药物，可对产值统计数据产生显著影响。
中国生物制药业崛起引发关注
除美国关税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外，中国生物制药业近年来崛起且成本低廉、研发速度往往比欧美更快，也引起关注。
一般而言，药品的成本多集中在批量生产前，包括研发、临床试验、申请批准等成本，可能超过10亿美元（约12亿75000万新元）、耗时10年以上。
新加坡国立大学理学院药学与制药科学系助理教授刘博翔受访时解释，药品成本之所以要动辄10亿美元至20亿美元，主要是因为目前约九成进入一期临床试验的药物，最终都会失败。
他说：“成功率翻倍，意味每种药物的成本可减半。”
亿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Essex Bio-Technology Ltd.）是一家由新加坡人创办的生物制药公司，主要业务是研发、生产和销售基因工程方面的专利药品，以新加坡为总部，并在香港挂牌。
公司商业战略高级总监黄俊平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透露，对品牌和专利药制造商来说，研发是主要成本，在这方面，美国的成本要比中国的贵两三倍，欧洲则比中国的贵1.5倍至两倍。
公司的研发团队目前分布于中国、新加坡、美国和英国。
以新加坡为总部的新加坡交易所挂牌制药公司优创康智公司（UltraGreen.ai）也在探讨寻找中国伙伴研发和生产手术用荧光剂靛氰绿（ICG）和医疗器材的可能性。
目前，公司委托欧洲公司生产荧光剂。公司首席商务官（美洲以外）菲德尔玛（Fidelma Callanan）和首席商务官（亚太区）郭美玲受访时透露，公司在探讨中国的机会。
“关键是多元化、供应链韧性……成本固然重要，但对我们来说，质量最重要。”
不过，她们也透露，要符合美国或欧洲监管要求，临床试验还是须在目标市场进行。
思拓凡公司（Cytiva）基因药物科学总监张培青受访时，引述咨询公司麦肯锡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创新制药企业从靶点确定到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提交的速度，是全球同行的两到三倍。
此外，中国药物研发成本约为全球最佳实践的三分之一至一半。在特定情况下，中国临床试验患者招募效率比全球快两到五倍，且每位患者的临床成本也低于欧美。
张培青说：“我们看到越来越多总部位于新加坡的生物技术和制药公司开展跨境合作，包括与中国合作伙伴的合作。”
不过，据他观察，许多公司还是采用混合模式。公司在新加坡设立、部分研发或临床试验与中国或其他市场合作伙伴开展，后期全球拓展和商业化阶段涉及跨国合作伙伴。
贝恩公司新加坡合伙人拉莫拉指出，制药业本质上就是全球化的，中国拥有人才库、供应链深度和成本优势，越来越多的跨国和亚洲制药公司如今在中国进行研发、临床试验及部分生产。
新加坡综合实力够硬全球排名第六
目前，许多面向欧美或日本市场的药物，其工厂通常设在新加坡、爱尔兰、瑞士或美国等。拉莫拉说：“大多数制药公司采用多点供应链模式，以平衡成本、韧性、质量和监管要求。”
当然，一个不得不审视的问题是，中国已然是美国公司新药日益重要的来源地，这也引发美国内部辩论，是否要像限制科技和晶片般，对中国的生物制药技术和进口进行围堵。
有美国议员已在推进限制与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合作的政策，若美国国会通过法案，立法者将有权监控和限制美国公司与中国公司签署某些协议。有美国议员公开反对一些美国药厂近期与中国业者达成的交易，认为这会威胁美国制药业的未来
延伸阅读
中美博弈若扩大到生物制药业，对新加坡似乎并不完全是坏消息。
黄俊平就观察到，以前中国生物制药业者会自己跑去美国开公司，如今它们更愿意售卖或授权它们的知识产权给合作伙伴，代它们去海外市场申请准入，以便让药品在美国等市场售卖。
林秀心表示，事实上，一些制药公司正在把新加坡当成“中国加一”的去风险中心，以降低美国政策不确定性的风险。
纵观全球制药业布局，拉莫拉认为，中国已成为药物研发和生产的重要力量，但美国仍是全球创新和风险投资领域的领导者、欧洲则兼具强大的研发能力和先进制造技术。
日本和韩国在特定治疗领域拥有强大的创新生态系统，而印度在仿制药和活性药物成分方面仍然极具竞争力。
在这其中，新加坡是高价值药品和生物制剂方面最具竞争力的生产地点之一。
林秀心表示，新加坡是亚洲少数几个拥有完整端到端价值链、一流多元治疗方式生产设施的制药业市场。新加坡并不追求成本竞争力，而是致力于提升价值链，并在一个碎片且两极分化的世界中，利用“信任”和“中立”优势。
张培青引述思拓凡公司2025年全球生物制药指数指出，新加坡位列全球领先的生物制药生态系统，排名第六，竞争优势包括人才、创新准备度、制造能力和供应链韧性。
这个指数表明，一个制药业枢纽的长期成功，与它的整个生态系统的关联性最大，不与成本等任何单一因素相关。随着生物制药产品变得更加复杂，行业领导者越来越重视敏捷性、数码化、供应链韧性和劳动力能力。
张培青说：“新加坡或许不是成本最低的地点，但在信任、质量、可靠性、先进制造和生态系统连接方面具竞争力。对于复杂生物制剂和先进疗法，这些连同成本一起，变得越来越重要。”
国际制药业大品牌 为何选择落户本地？
拉莫拉指出，鉴于药物研发周期长、监管要求严格以及生产设施资质认证的复杂性，制药业的投资和生产决策需要多年才能落实。
其实，在2023年至2024年，新加坡生物制药业扩充产能、投资新厂和新厂启用的消息不断，包括艾伯维（AbbVie）、诺华制药（Novartis）和阿斯利康（AstraZeneca），都有动作
以上世纪90年代便进驻新加坡的美国药厂阿斯利康为例，2024年11月，它投资15亿美元（约20亿新元）在大士南建设新厂，预计2029年投入运营，聘用超过800名熟练技术员工。
新厂将生产抗体偶联药物（ADC），这是一种精准对准肿瘤的新一代疗法。新厂能在单一地点完成ADC的全部生产，是阿斯利康全球最先进的生物制药基地之一。
阿斯利康新加坡运营基地负责人罗安娜（Ana Locatelli）受访时说，新加坡对高价值制造和创新活动非常有吸引力。
新加坡也是公司的亚洲区总部，覆盖东南亚、印度、韩国和台湾。
她说：“新加坡有能力进一步巩固其作为全球领先的生物制药中心的地位。为了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投资环境中保持竞争力，新加坡须继续巩固其成功的基本面。”
这包括亲商和协作共赢的环境、精简的条例、有效的公私伙伴关系以及倡导创新并奖励投资。
更早之前，法国制药公司赛诺菲（Sanofi）投资8亿新元在大士生物医药园建设的新厂“Modulus”于2024年11月正式落成启用。
赛诺菲新加坡总经理许良烽受访时指出，新厂采用行业首创模块化概念，能灵活生产和快速切换生产不同的新一代疫苗和生物制剂，切换至生产另一产品的速度，从数周至数个月缩短至数天。
他说：“在冠病疫情期间，这种灵活性变得尤为重要。当时，全球制药业面对前所未有的需求、供应链和生产要求的变化。Modulus设施的模块化架构使它能够在公共卫生需求发生变化时，迅速将生产能力转向关键疫苗或药物。”
“设施的意义远不止于新加坡。其位于亚洲的地理位置，使它置身于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区域，并增强赛诺菲应对区域和全球市场医疗保健需求的能力。”
除了设厂，一些制药公司甚至把全球总部迁来新加坡。
以研发及生产价格合理、面向中低收入国家的疫苗和生物制剂为使命的希勒曼实验室公司（Hilleman Laboratories），由美国药剂巨头默克公司和英国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在2009年于印度新德里合资创办，2021年将全球总部迁至新加坡。
它目前在新加坡有一个2000万美元（2540万新元）的生产设施，以及一个创新研发设施。
对于搬迁到新加坡的缘由，希勒曼实验室首席执行官拉曼·拉奥（Raman Rao）在德普路ACES工厂受访时透露：“我们当时正寻思如何进一步扩展业务，考虑过英美，但那时正值疫情期间，全球封锁，只有新加坡仍开放，而我们正好遇到收购新加坡一个实验室设施的机会。”
公司只花几个月时间便全部搬迁到新加坡。他认为，新加坡政府的支持很重要。新加坡的吸引力还包括研发人才库、知识产权保护、新科研和本地大学等科研生态系统。
展望未来，张培青说：“对于新加坡的制药业而言，机遇在于不断提升价值链，这包括保持先进制造领域的卓越水平，拓展转化和工艺开发能力，培养生物制剂和先进疗法领域的人才，加强公私合作，并将新加坡打造成连接亚洲创新与全球商业化的可靠桥梁。”
新科研（A*STAR）生物医药研究理事会助理总裁黄安琪博士认为，生物制药的未来不仅取决于科学发现，更取决于如何有效地将这些发现转化为造福患者的疗法和医疗解决方案。
她说：“新加坡的优势在于其端到端的生物医学生态系统。除了强大的基础科学实力外，新加坡还构建了转化和开发能力，将研究人员、临床医生、医疗合作伙伴和业界人士连接起来，贯穿整个创新历程。”
“这些能力共同推动有前景的发现从实验室走向实际应用。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能够持续将卓越的科学成果转化为实际影响的生态系统才能最终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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